“柴”字款花瓶的来历

　　这些带有“柴”字底款的花瓶是分三次收到的。第一次是２００２年的某一天，我在包头古玩市场的一家古玩店里一件一件地看东西，觉得都很平常，没有一件让我心动，正准备走出店门的时候，店主人拿出一个锦盒说：“这里有件小东西你喜欢不喜欢？”我接过锦盒打开一看，是一个很漂亮的玉壶春瓷瓶，釉色很美、很古朴。我拿出花瓶翻底一看，底上一个“柴”字映入了眼帘。于是我细细地观察起来：这件瓷器的釉面非常漂亮，有“雨过天青”的味道，还飘着淡淡的“云”；胎很薄，很像古老的马口铁皮。“难道是柴窑？这可能吗？”我一次次地在心里问自己。但这个“柴”字太吸引人了，我在放大镜下又仔细观察了几遍，没有发现做旧的迹象，遂买下了这件“柴瓷”。（见图一）

　　第二次是２００５年的９月，在江西南昌的古玩市场里，当我几乎看完所有的地摊货，即将离开的时候，突然一个肉红色的小花瓶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随即拿起细看，这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六棱双耳撇口瓶，器型极其规正。我习惯性地翻底一看，又一个“柴”字跃入眼帘。“啊！柴窑！”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上次在包头买的也带有“柴”字的玉壶春瓷瓶。但感觉到这个“柴”字和上次的那个“柴”字不一样，上次的是凸雕的，这次是平印的，上了一层透明釉，釉色已进入胎骨。会不会是仿品？我又拿出３０倍放大镜仔细地观察起来：这个六棱花瓶釉面和瓷胎没有任何做旧的痕迹，非常古朴温润，而且釉上气泡大小不等、晶莹透亮，釉色沉入胎骨，釉面有很细的开片，开片很像汝窑瓷的蟹爪纹。这件瓷器同样薄得出奇，印证了柴窑“薄如纸”的说法；器型非常规正，制作异常精良，工艺水平大大出乎我的想像。“好东西！”我决定买下它。（见图二）

　　第三次是在２００８年10月初，我出差去上海，正赶上城隍庙古玩集市。早上7点左右我就到了那里，然后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看过去。过了一个多小时，地摊上的一个天青色的花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接过花瓶先看瓶底，又一个“柴”字让我心跳。这个花瓶做得比前两个“柴”字瓶更精细、更古朴，荷叶状的撇口像朵太阳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造型很像海棠式云耳瓶，但没有云耳；瓶肩上盘着一条龙，形状跟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龙虎瓶上的龙纹如出一辙。一看便知是北宋早期的东西。这个花瓶古朴、典雅；龙是浮雕的，吐着火珠，非常生动，釉色柔和清淡，着实有“雨过天青”的韵味。在３０倍的放大镜下细看，气泡寥若晨星，细细的开裂纹片下积满了土沁，纹片很像汝窑瓷的开片，呈蟹爪纹状，很符合史树青和赵青云先生对宋瓷的描述。我问摊主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她说：“不知道。”我再问她这件东西的来历，她告诉我是她丈夫在河南三门峡一带收的。她说：“如果你喜欢，我家里还有几件，家就在附近。”于是我跟着她一起到了她的“家”（城隍庙附近的出租房）。果然，在零乱的小屋里放着一大堆“古玩”，其中就有几件我要看的带有“柴”字底款的花瓶，尽管花色、形状不一，但同样做得十分精美，一看便知同出一窖。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较合适的价位成交。（见图三）

　　跟 进

　　对“柴瓷”的认识

　　在此我谈谈对柴窑瓷的一些认识：五代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在即位以后，创建了皇家窑，后人称之为“柴窑”（以柴荣姓氏命名）。据明代

　　曹昭写的《格古要论》记载，后周显德（公元９５４-９５９年）时柴世宗在郑州一带建窑，据说窑建成后烧数窑不成，最后移到新郑以南才烧成功。有制瓷工匠向柴世宗请示烧造什么样的款式时，柴世宗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于是工匠们按此旨意烧出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品。

　　柴窑瓷滋润异常，细腻无比，有细纹，技艺精绝，为当时诸窑之首。现代人一谈起宋代瓷器时都会脱口而出“汝钧官哥定”，而把真正为首的柴窑瓷遗忘了。早在大明宣德年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普》一书中，即有“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定名窑瓷器”的说法。显然，古人把柴窑瓷列为众窑瓷之首。据说明代严嵩父子倾全国之力仅得数件。因此，在现代收藏者心目中柴窑瓷成了梦寐以求的稀世珍宝。有人说，宋时仿制柴器甚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又有谁见过呢？没有。人们既然没有见过真品，自然也见不着仿品。因此，“宋时仿制柴器甚多”只是一种猜测而已。那么我手中的这些带“柴”字款的花瓶是不是柴瓷呢？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它的器型、瓷胎、釉色、纹饰来看至少应该是宋代的东西，且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这就足够了。

　　联 想

　　柴窑与越窑是两回事

　　前段时间对柴窑的讨论很热烈，其中有三位人士最引人注目：一位是绍兴某著名收藏家，他认为越窑秘色瓷就是柴瓷（发表于２００６年《文物天地》第１０期）；一位是河南的收藏者，他谈了对柴窑窑址的考证（发表于网上）；另一位是日本一位叫对中如云的朋友，他在二○○八年《文物天地》第３８期中连载了《追寻柴窑》的文章。我仔细阅读，由此产生了一些想法，现一吐为快。

　　对柴窑窑址的说法，我大致认同这位河南藏友的观点，柴窑窑址在河南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当时后周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中心在河南，柴世宗御窑窑址选在新郑一带是有可能的。但对于“越窑”就是“柴窑”的说法，我感到非常茫然。历史上有柴窑在河南的记载，却无柴窑在吴越国的文献资料或考古依据，越窑的秘色瓷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柴瓷”呢？搞收藏、玩“古玩”真的是闹着玩的吗？我认为搞收藏最高境界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玩“古玩”应该在玩中学、在学中玩，不但要在玩中学历史，也要在玩中研究、学习古代的科学、工艺及技术发展史，并且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肃的学术作风。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南辕北辙”这个词，把越窑当柴窑来定论的这个事例用“南辕北辙”这个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柴窑出自河南这是历史上早有定论的。由于“柴”家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所以有人妄断：这么短的时间里“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只有把越窑当御窑，把秘色瓷当柴瓷才是“可能的”。我在前面讲过，玩“古玩”不但要学习历史，也要研究古代科技发展史，特别是学点制造业的工艺技术发展史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科技的发展是有历史条件的，并且它是有延续性的，如果割断历史，孤立地妄断“五年内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那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无知的。其实我国的制瓷业

　　早就很发达了，近代古玩收藏鉴赏大师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汉代为瓷器之肇始，真正瓷器实成功于唐也。”他还说：“降及唐代瓷业成功，著名作品相继出世，社会人士争相宝贵，更连环性促进名瓷之多产。当时著名之窑如越州窑、邢窑等，不下数十处，均有珍品贡世。”既然唐代就已很发达了，而且窑口众多，那么后周时期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短短五年创新发展又有何不可能呢？更何况史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柴世宗在位五年，治国、安民、平天下，一代明君”。难道发展利国利民的制瓷业不是一代明君的治国之重要举措吗？再者，柴世宗虽然出生在山东，但他和赵匡胤的活动中心在河南，建都河南，政治经济中心自然也在河南了，所以御窑建在河南也是理所当然的。皇家窑跟着皇帝走是顺理成章的，这可能是后周和宋朝的惯例。要不为什么北宋政权垮台后，皇帝逃到临安，随即在杭州又建了御窑烧造南宋官窑瓷呢？如果这个时候把越窑定为御窑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没有，历史是真实的，无法臆造的。越窑就是柴窑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看过日本朋友对中如云先生“追寻柴窑”的连载文章后，我被对中如云的那种认真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一个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执着追求，真是难能可贵。同样，他的那种认真钻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中国的古玩收藏者和鉴赏家好好学习。我们现在不少所谓的“资深收藏家、鉴赏家”，其实肚子里只有半瓶醋，甚至可能连半瓶都不到。这些人根本不学我国的各种制造工艺技术史，学识平平，却硬要冒充“资深收藏家、鉴赏家”，装腔作势，不懂装懂。他们往往把真正的文物当假的，把垃圾当文物、当宝贝，而且形成一个怪圈，即相互吹捧、相互利用，把收藏者搞得晕头转向。由于这些“赝品专家”的妄断，致使我国的不少珍宝流失到国外，说来真令人痛心。如果我们收藏界的朋友都能像对中如云先生那样认真地学习，努力地探索，那么鉴赏界、古玩收藏界的风气会越来越正。

　　至于对中如云先生收藏的那件瓷器是不是柴窑的问题，我们只看到照片，只看到书本描述，而没有上手，所以一下子难断对否。但从照片和描述来看，离柴窑的特征还是有距离的。尽管对中如云先生去牛津作了热释光法的年代测定，测出这个“蓝色花瓶是７００年到１１００年前的时间段内烧制的”。但这也只能证明它的制作时间，而不能断定它就是“柴瓷”。因为那时候的窑口已经很多了，现在不少博物馆收藏的瓷器中也不乏那个时期的精品，但没有一件能说明它就是“柴瓷”。

　　就我手上的这些底款打有“柴”字的花瓶来说，它虽有“柴”字底款，但是不是真的柴窑瓷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我把它展示出来就是希望得到同行的关注，甚至争论。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鉴赏水平的提高，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结论总会有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也想多说几句，那就是对中如云先生得出“柴窑是钧窑的前身”的结论我也不能认同，因为证据不足。如果我手头的几个花瓶是“柴窑”的话，那么从它表面的蟹爪纹开片、瓷胎、制作工艺及釉色等来综合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更像是汝窑的前身。因为“赵家”接管“柴家”天下以后，把柴窑直接过渡为汝窑也是很正常的，且符合逻辑。“赵家”不会再把柴窑当作北宋御窑，那么从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及人才等直接转“柴”为“汝”，生产赵氏御瓷是最省工、省钱的事。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很可能几处汝窑窑址中的某处就是柴窑的窑址。

　　(注：作者系绍兴知名企业家、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