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花”开后“青花”开

　　宋代名窑蜂起、名瓷迭出，是中国瓷业的巅峰。

　　赵宋一代，瓷窑众多，特色各具，其中以五大名窑（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八大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为代表，它们最能突显宋代瓷器的沉静素雅之美。

　　在学术界，大都把扒村窑归于磁州窑系。磁州窑系的典型特征是“白地黑花”，“白地黑花”是扒村窑的典型产品。

　　扒村窑与钧窑近在咫尺，也大量烧制钧瓷，把它归于钧窑系也未尝不可。“学界也有人把扒村窑称为磁州窑系扒村窑类型，甚至主张把扒村窑从磁州窑系中独立出来。”教之忠先生说，“无论是五大名窑还是八大窑系，都是后人对宋瓷的一种总结与概括。”

　　无论是磁州窑还是磁州窑系，大体上是个考古学概念。扒村窑归入磁州窑系，只是考古学上的一种归门分类，这与仰韶文化以渑池县仰韶村命名是一个道理。尽管仰韶文化最早发现于仰韶村并以此命名，但这不是说仰韶村是仰韶时代最为文化先进的地方。

　　磁州窑系是宋、金、元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它上承唐代北方烧制白瓷、黑瓷的诸多窑口，如巩义窑、相州（安阳）窑等，到了宋代蔚然而为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至少在北魏、北齐时代，巩义窑、相州窑已经相继烧出白瓷。白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有了白瓷，才会有白地黑花、白地青花（青花瓷），才能在瓷器上绘出最好最美的画卷。

　　磁州窑系窑口烧瓷品系繁杂，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以白地黑花为主流，纹饰题材取自民间生活。

　　磁州窑与磁州窑系是两个概念，尽管磁州窑在河北，但磁州窑系的重要窑口，大都集中在河南。

　　磁州窑系窑场主要分布在今日河南、河北、山西三省，以河南为多、为早，如河南鹤壁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都创烧于唐。唐代北方民窑除主烧白瓷以外，兼烧黑瓷、花瓷、青瓷、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至于磁州窑系之磁州窑本身，创烧历史倒是晚于河南磁州窑系诸多窑口，烧瓷年代不会早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北宋时期的墓葬，不见出土磁州窑系瓷器；禹州白沙宋墓壁画上，绘有磁州窑系的瓷器形象。

　　磁州窑系的代表性窑口主要有：河北磁州窑，河南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州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与江西吉安吉州窑。

　　磁州窑：宋代文献不见记载，明初文献开始提及，但很简单。此后，文献记载日渐增多，但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甚至有失公允。这也许全在它的民窑身份与大胆创新——烧了白地黑花瓷器。１９５７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磁州窑进行了考古发掘，证明其创烧年代不早于宋神宗时代。

　　修武当阳峪窑：不见文献记载，上世纪３０年代在焦作煤矿任职的英国人Ｒ·Ｗ·Ｓｗａｌｌｏｗ调查过该窑址，此后北京古董市场上开始叫卖当阳峪窑的东西，从此引起注意。

　　鹤壁集窑：不见文献记载，１９５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普查时，才发现了窑址。

　　禹州扒村窑：１９５０年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写了《禹州之行》，它才为学界所了解。扒村窑白地黑花器物有瓶、罐、盆枕、盘、碗等，黑花笔调粗放、简练，下笔任意，勾画简单，皆在似与不似之间。

　　登封曲河窑：１９６１年３月发现，代表作要算珍珠地划花装饰，但珍珠地划花当创始于新密西关窑，曲河窑对它有了改进与发展。

　　山西介休窑：上世纪５０年代被发现。创烧于北宋，至今尚未进行考古发掘。

　　江西吉安吉州窑：文献不见记载，烧制的瓷器具有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风格，因此学界把它归入磁州窑系。

　　之所以节外生枝地简要罗列学界公认的磁州窑系的这几个代表性窑口，旨在寻找唐青花的“下家”，元青花的“上家”。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巩义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陶瓷界的共识。唐代青花瓷器是中国青花瓷的滥觞期，宋青花、金青花比唐青花还要少见，但到了元代，青花瓷一下子成熟起来——固守在“青花”上，寻找青花瓷的发展脉络，寻来找去，命若游丝的宋青花、金青花还是不能背负起中国元、明、清的巍峨大厦。

　　回到中国瓷业巅峰的赵宋一朝，环顾五大名窑钧、汝、官、哥、定，八大窑系之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定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越窑系，也许会顿然发现：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中，唯有磁州窑系诸窑在瓷器上书写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指示着中国瓷业的发展方向——只不过，这种图画，是黑花，而不是青花。

　　巩义窑创烧的唐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这也是中国陶瓷界的共识。至少在元代之前，国人喜欢黑色与黑白分明，不爱青色与青白不分。蒙古人尚青，改变了国人的色彩欣赏习惯，明、清继之。生产白地黑花瓷器的北方磁州窑系代表窑口，全都“死”在元代，明、清成为遗址。这，也许是“黑花”凋零，转为“青花”的一种见证。

　　巩义窑因处在赵宋皇陵区域，宋初被迫停烧。十里窑场的大多数工匠，自然不会从此种地，不再烧瓷。而磁州窑系诸窑，恰好以巩义窑为中心，画圆布局的。这，难道只是巧合？

　　宋、金相对于唐朝，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乃至贸易往来，无疑是减弱的。特别是金，海上与陆上都难以与伊斯兰世界沟通，在金朝地盘的磁州窑系诸窑，把参与海外贸易“青花瓷”，转换为中国人喜欢的“黑花瓷”，自然而然。

　　没有“黑花瓷”，元青花瓷没有道理一夜成熟，明、清没有道理主宰中国瓷业几百年。

　　“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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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黑花瓷”，青花瓷也就真的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一样“走笔至此搁一半”，缺少它的“前一半”了。

　　画以墨为韵，瓷以青为贵，青花在瓷胎上的色性，一如水墨在宣纸上铺展，具有无法言说的韵味：或明朗宁静，或曲折幽深，或如蓝天白云，或如荷塘月色，淡到极致，也浓到极致。青花以它的这种独特瓷韵，自蒙元以降，始终是中国瓷器的主流。

　　但“瓷上青花”并不是中国传统中的“画中水墨”——谁都知道，宣纸上的中国书画，黑白分明，书画颜料，是黑墨，不是青墨。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瓷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认为，扒村窑瓷器才是真正的历史中国的“瓷上水墨”。在为《中国扒村窑艺术》一书作序时，他这样写道：扒村窑“将釉下彩的黑并加染淡赭互相衬托，以增进彩绘艺术的美感，绘画内容丰富，纹饰用笔工细、粗犷兼备，既有人物、动植物、鸟禽，也有来自民间的民谚童语为装饰，取意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祈福求祥；并且生产釉上的红绿彩瓷与三彩。绘画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郁，实为瓷上水墨。它为磁州窑系的一个新的亮点”。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著名作家兼书画家冯骥才先生，不是古瓷专家，面对扒村窑瓷器残片，话语无多。在展开的宣纸上，他挥笔而题的，正是“瓷上水墨”。

　　作为民协主席，他看重的是作为中国民窑代表窑口的扒村窑瓷器残片绘画所遗存的民风风俗；作为书画家，他看重的是扒村窑白地黑花瓷器是“瓷上水墨”。

　　这，当然是他冒雪乃至冒险探访扒村窑的两大根由。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磁州窑系部分工匠南迁江南等地，继续烧制瓷器，这是中国学界的共识。他们烧什么？是否还是磁州窑系的代表瓷器“白地黑花”？

　　江西吉州窑遗址试掘所获资料判明：吉州窑北宋时烧青白瓷，出土标本有注子和注碗。注子腹如球形，没有纹饰；注碗有敞口深腹与瓜棱形两种，没有纹饰。这类标本压在最下层，时代最早。压在青白瓷上面时代稍晚的，则有釉下彩瓷器，也就是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等。也因此，学界把江西吉州窑列为磁州窑系，尽管磁州窑系通常被称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

　　吉州窑釉下彩绘，也就是白地黑花等，对景德镇青花瓷器影响颇大。元代青花瓷器中的蓝地白花画法，借鉴的，正是吉州窑。因此，已故著名陶瓷学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前会长冯先铭认为：“……很可能是北方陶工为了逃避金军入侵，南迁到吉州窑，以磁州窑的技法生产出瓷器。后来到南宋末，吉州窑许多陶工迁移到景德镇，这时白釉黑花技法传到景德镇。”

　　青花瓷，说得文气一点儿，无非就是白釉青花、白地青花、釉下青花瓷器等；但不管是白釉黑花、白地黑花、釉下黑彩瓷器，说得简洁一点儿，不就是“黑花瓷”吗？

　　唐青花——宋黑花·宋青花——金黑花·金青花——元青花·元黑花——明青花·明黑花（此时尚有少量烧制）——清青花，这样的序列，也许道出了中国“花瓷”——青花与黑花，“瓷上青花”与“瓷上水墨”向前演进的历史轨迹。

　　在宋代五大名窑与八大窑系中，作为民窑的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为明、清瓷器的演进种下力量。除磁州窑系诸窑，五大名窑与其他窑系，都在追求窑变与釉色，没把“花儿”烧在瓷器上。

　　不能因为青花走进皇宫变得高贵了，就割断它与民窑黑花的血缘，“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扒村窑作为北方磁州窑系最南端的一个窑口，当是“黑花”南迁变“青花”的重要跳板。宋、金之际，这儿是岳飞以武汉为根据地，实施北伐的主战场。岳飞退军后，很多百姓随军南迁，当然包括杰出的瓷器工匠。田野考古业已证明，扒村窑金、元瓷器烧制水平，大不如宋。

　　扒村窑地接南北，扒村窑“黑花”承前启后，当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