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遗址引出三大悬疑

汝窑遗址

    汝窑遗址引出的三大悬疑辨

北宋汝官窑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独领风骚，雄居宋五大名窑之首。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就神秘地失踪了，目前存世的不过60多件。然而，随着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汝州张公巷窑址、汝州文庙窑址的发掘，汝窑遗址及玛瑙入釉等千年之谜被揭开，但也至少留下三大悬疑。

悬疑一：北宋晚期汝窑是官窑还是民窑

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州文庙汝窑，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学术界目前存在五种观点，各执一词。

其一，官窑论。一说汝窑有可能或者就是北宋官窑。二说汝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专为宫廷烧御用瓷，一部分烧民用瓷。官窑论者依据发掘的器物与传世品比较，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官窑。特别是张公巷窑址发掘出土大量碎素烧胎片，说明此窑是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平时产品做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冯先铭先生。

其二，贡窑论。其主要观点为，民汝与贡汝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称与越窑秘色瓷、耀州窑青瓷、钧窑瓷等贡瓷的釉色、造型、装饰、工艺的比较分析说明汝窑是贡窑，可民可官，优质的由官府进贡宫廷，拣出来的可出售。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是汪庆正先生。

其三，贡官论。贡官论者认为汝窑具有官方性质，但从《清波杂志》所记载的落选品可出卖的情形看，当是从贡瓷向官窑过渡的中间阶段。从称谓上区分，认为河南汝州、宝丰、鲁山一带都出青瓷称汝窑，烧造民用瓷器的应称宝丰窑，汝州称临汝窑，鲁山称鲁山窑。而清凉寺应该是贡窑，烧造御用瓷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王莉英、张东、冯小琦先生等。

其四，民窑论。有学者提出北宋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文思院”有若干分工细致的手工艺机构——“作”，却唯独没有陶瓷“作”。再结合故宫旧藏流传的不可靠性和其他文献，论证汝窑“非官营手工业的职能”。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蔡毅先生。

其五，多元论。多元论者认为清凉寺、张公巷遗址瓷片堆积情况主要是挖沟或挖坑埋藏废品，属于官窑性质，但“这一窑场是北宋中央政府的官窑还是地方政府的官窑，目前还有待研究”。同时认为“汝窑瓷器烧造可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烧造格局”。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陆明华先生。

上述观点均具代表性，且根

据事物某个特征，揭示了事物的某种本质，这也是研究的必经之路。但笔者认为，诚如事物的发展必然经历从低级向高级的进程，陶瓷也是从民窑向贡窑再向官窑发展，是一个逐步垄断的过程。从“弃定用汝”(“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起，汝窑始烧造宫中用瓷。清凉寺汝窑遗址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这一发现，结束了从盛唐始汝窑只属于民窑的历史，汝窑从而步入“准官窑”状态。

而至于是否存在官窑和民窑并行，答案是肯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民窑窑址，均属汝窑系统，而且“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说明宫廷尚未完全垄断。但是，“玛瑙入釉”成本高，烧制难度大，釉料成分和烧制技术又是师徒间口头传授，只有官窑才能不计成本地不断烧制，民窑烧出官窑天青瓷难于上青天。

从2000年至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汝州张公巷窑遗址先后三次进行发掘，从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烧制年代为北宋末年，与宝丰清凉寺汝窑烧制年代相近；二是产品单一，均为类似清凉寺汝窑的青釉瓷器，但制作更精美；三是从素烧器残片看，与清凉寺汝窑一样，也是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四是窑具以匣钵、垫饼、垫圈和支钉为主，此种做法在已发掘的古窑址中，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

而从文庙遗址和清凉寺遗址出土的实物看，虽是一脉相承，亦有明显区别：其一，文庙汝官瓷做工精细，和张公巷异曲同工；其二，天青色纯正，从配制到烧成均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其三，大部分器物蝉翼纹刻片清晰；其四，瓷胎色比清凉寺偏白；其五，卷足比清凉寺轻而矮。由此或可推出，清凉寺天青汝瓷受到宫廷赏识，为垄断汝瓷，官府在汝州文庙建立贡窑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

笔者认为，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张公巷和文庙汝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一脉相承，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民窑向贡窑发展、由贡窑向官窑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商贾垄断到官府垄断、由官府垄断到宫廷垄断的过程。其工艺特别是釉料配方也逐渐向纯天青色发展，到北宋中期，清凉寺汝瓷以精湛的工艺、独特的色泽成为瓷中之魁，并影响到宫廷，这才有了后来北宋宫廷的“弃定用汝”和“汝官瓷”。

悬疑二：北宋汝官窑究竟存在多久

现在普遍地把“汝官窑”理解为汝窑，凡说汝窑即指“汝官窑”，研究“汝窑”存在时间实际上是“汝官窑”存在的时间。汝窑的烧造年代范围，在北宋晚期已成定论，但具体时限，研究者意见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清凉寺、张公巷、文庙汝窑遗址发掘证据表明，汝窑在北宋中后期约有20年左右时间为宫廷烧御用瓷器，即汝官窑瓷器，以烧青瓷为主。即宋哲宗元元年(1086)至宋徽宗建中禹州城靖国(1101)以汝窑为贡瓷，在汝州城文庙汝官窑烧造，历经15年。宋徽宗政和元年，由于宋徽宗的原因，“废汝用钧”，大观元年(1107)至大观四年(1110)又“废钧用汝”，由文庙汝窑烧制，历经4年。持这种观点的是陈万里、冯先铭、朱文正等先生。

朱文正先生认为，宋徽宗继承其兄宋哲宗的皇位后，一方面重用小人，打击前朝贤臣；另一方面试图在艺术上超过宋哲宗，借剪除佑党之机废汝窑用钧窑。由于是和平环境，有充分时间毁掉汝窑，所以文庙汝窑毁灭得比较彻底，州官被调离，工匠可能被杀，汝窑失传。随着艺术造诣的提高及政局改变，宋徽宗后又想恢复汝瓷烧造。大观年间，汝州文庙第二次设贡窑，由于汝瓷技艺已失传，生产的汝瓷从釉色和制作工艺均赶不上宋哲宗时期，所以史称“汝州新窑器”。

笔者以为此种看法比较牵强。宋徽宗于短短5年间毁窑杀工匠后又恢复烧制，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皇帝还有何尊严？因此其中原因仍有待深入研究。但不论如何，1101―1107年间汝窑停烧，汝窑存在时间从1086―1110年，中间少了5年，仅为20年左右。

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历史上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清凉寺汝窑创烧于北宋哲宗元元年，汝官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间。宫廷在汝州城内张公巷自置御窑烧造，至宣和末年(1125)历经约39年。持这种观点的如叶民、李辉柄先生等。

1125年金兵南下入侵中原，宋徽宗赵佶传位给太子赵桓，即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宋徽宗带着蔡京等南逃。靖康元年(1126)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接着连陷17州，都城汴京被金兵包围，史称靖康之难。汝窑御用瓷自然停烧――因为战争造成人逃窑毁，这一理由很充分也可信。

第三种观点认为，汝官窑从大观四年烧造，毁于靖康元年的战争，最多只有16年光景。之后即有南宋官窑――修内司窑的建立。据有关汝窑的文献记载，汝窑烧造宫廷御用瓷的鼎盛时期为宋徽宗在位25年间。如此说来，大观元年宋徽宗即位后“废汝用钧”，5年后又“废钧用汝”，以后16年是鼎盛时期了。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是李广宁先生。然而笔者认为，这只是文字资料，尚缺实物支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汝窑作为官窑的历史应该是34年左右，而不是20年，更不是16年。

悬疑三：工匠到哪里去了

依照常理，北宋末年的战乱平熄后，汝窑工匠们应回归故里，重开窑炉，如近邻的禹县、远处的定州、黄堡窑等一样，恢复传统作业。奇怪的是，至今尚未见到任何有金代特征的汝官瓷。

从汝州地区的窑址考古可以发现，金代只有一种“汝钧”与官汝略为接近，但面貌已大为不同，与其说接近官汝瓷，不如说更像钧瓷。很显然，那批宋徽宗时生产汝瓷的工匠要么在战争中被杀，要么落脚他处。因为其他同样生产过贡瓷的窑场，即使停烧贡瓷后，后续的民用产品依然保留了贡瓷的风范，产品固有特点并不会因用途有所改变而突然消失，唯独汝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此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汝窑隐匿后不久，却在遥远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出现一种与汝瓷面貌极其近似，而与历史上的浙江瓷器少有共同之处的窑器，它就是南宋官窑――修内司窑。

修内司官窑，南宋著名瓷窑。南宋建都临安后，按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旧制，在都城修内司重建官窑，烧造青瓷。南宋官窑在杭州有两处，先在凤凰山麓万松岭附近修内司设立“内窑”，后在乌龟山麓郊坛下“别立新窑”。世人因此将前者称之为修内司官窑，后者称为郊坛下官窑。

由于南宋修内司窑地处南方，所用原料和烧制工艺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越窑等成熟工艺的影响，使得修内司官窑瓷无论在微量元素含量或是在外观色调上，都和汝官窑瓷有差别，但差别也无法掩盖两者间的传承关系。时人就已评价修内司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研究表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的工艺为“袭故京遗制”(《坦斋笔衡》)，底足外撇、满釉、支钉支烧等某些工艺特点仍受到汝窑的影响。

而笔者认为应该不仅仅是“袭故京遗制”，而是汝窑的那批工匠或者部分工匠可能被南宋皇帝带到了江南。汝窑的工艺、汝釉的配方十分难学，让习惯了青绿釉瓷生产的浙人一下子就掌握河南的天青釉、开片瓷的烧制，似乎难以想象。所以，笔者相信尽管战争残酷，也至少有部分工匠有时间跟随朝廷转移到临安，从而推测修内司窑中必有汝窑工匠。当然，目前在浙江两处南宋官窑遗址发掘材料中以及地层分析中，尚未找到具体证明，但随着今后不断地深入研究，汝窑与修内司窑事实联系或将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