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铜红釉的烧制工艺在陶瓷工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高温铜红釉为色釉，产生了钧窑、宣德祭红、郎窑红、豇豆红等名瓷；为装饰釉，则产生了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彩绘艺术品。然而哪里才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呢？《中国陶瓷史》的说法是“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以此为前提推出了其他的论点，如“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瓷工重要发明之一”等等，对此大家都十分信服。忽然有一天，有人指着几件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说：“这高温铜红釉怎么在唐朝出现了呢？怎么还会有釉下铜红彩绘呢？”于是，高温铜红釉的源头需要我们重新去追溯寻觅了。
　　《中国陶瓷》关于高温铜红釉的创烧朝代和窑口的说法有两种。书中写道：“是因为钧窑的制瓷工匠破天荒地第一次在釉料之中掺用了少量的铜，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多变的釉色，氧化铜的使用烧制成紫红釉……”但在其他章节中却说：“我国最早使用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产生红色的，是唐代的长沙窑。”，“目前已发现湖南长沙窑有通体高温红釉的制品”。这里出现了两个结论：一是宋朝的钧窑破天荒地第一次烧成高温铜红釉；二是唐朝的长沙窑最早烧成高温铜红釉，两个结论相差了300年左右，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陶瓷》书上所提的两个窑口，其中宋朝的钧窑赫赫有名，凡瓷器爱好者无人不晓，本文就不赘述了。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因此也称“长沙铜官窑”。自上世纪50年代湖南省文物部门发现窑址后，冯先铭和李辉柄都到实地考察过，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与三上次男对长沙窑也有过评价。1983年，周世荣领队在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长沙窑的瓷器。从已发表的报告《长沙窑》中可以得知，长沙窑的烧造历史大约在唐朝中期至五代。那次就发掘了一批高温铜红釉瓷器，可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大都认为高温铜红釉是偶尔烧出来的，并非长沙窑的窑工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高温铜红釉的技术，因而并不予以重视。
　　沈从文在《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里多次强调，文史研究不仅要以文献作研究对象，更要注重研究实物。经过笔者多年努力，再加上藏友提供的藏品，基本上聚集了能够体现长沙窑创烧高温铜红釉的一批实物。研究这批实物，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长沙窑的窑工们创烧高温铜红釉的过程。
　　这里有两个长沙窑的葫芦小瓶，一个完整无缺，一个上面半截是拼凑的，高度在9～10厘米之间。江苏镇江贾家湾也出土了一个一样的葫芦瓶，从里面装的辰石、金银合金、银铅合金等物品来看，显然是道家炼丹的用具。这种葫芦瓶在1983年的发掘中出土较多，各个地层里都有发现，说明长沙窑烧制该器型的年代很长，最早的葫芦瓶年代大体是中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这两个葫芦瓶的器型与最早的样品一样，也应是长沙窑初期的产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温铜绿彩绘的几笔草叶的边缘上都出现了很淡薄的红色。根据现代化学分析资料来看，釉中的铜离子含量如果超过了2%，在弱还原气氛中只能烧出绿色，然而这些绿彩边缘铜离子稀薄，应该低于2%，在弱还原气氛中就还原成了红色，我们勤劳聪明的先辈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对高温铜红釉进行摸索、试烧。这里有两个试烧失败的样品，观其状可以感觉到试烧高温铜红釉的艰辛。其一是个水盏，它的器形与长沙窑早期地层所出水盂一样。水盂是古时文人磨墨盛水的器物，属于文房用品，装饰得美观市场效应就好，所以窑工在水盂上试烧高温铜红釉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水盂面上大部分显现灰黑色，这是铜釉料因温度过高而挥发后的现象，仔细看水盂的釉上还有一片深红色，尚未挥发完的铜釉料已发出了红色，显然，这是一个试烧时温度过高而导致失败的实物。其二为一个粉盒盒盖，它的器形与唐元和年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