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承认，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之中，陶艺应该是最古老、最简约的一种。它先于原始社会的岩壁彩绘，由于日常使用、宗教祭祠、阶层划分等用途，早于新石器时代就已得到大范围的发展。陶制品上线条、色彩的运用，体现出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崇敬、模拜以及神秘力量的恐惧。这与宗教图腾不同，它超越宗教的单一信仰，以日常应用作为载体使之具备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生命力，这一点可以得到考古学的充分认证。
　　在陶艺发展的历史当中，宗教、政权、文化对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由于长期封建政权的统治，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艺美术事业又不受重视，导致我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比较滞后，准确地说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发展，这与西方一百余年前传统陶艺向现代陶艺就已开始转型不同。
　　部分现代陶艺制作者们认为：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分界明显，“现代陶艺只是以陶泥作为它的物质载体，而藉以体现的却是一种现代的艺术精神。它主张自由创造、个性发挥、即使有些作品仍然保留着容器的形态。但已不再是以实用为目的。并且突破了原有的技术规范，扬弃了传统陶瓷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审美趣味，向着随意自由、更富想象力、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现代陶艺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即使是“瓶罐”、也是以“瓶罐即艺术”的观念自由表达着陶艺家的生存经验（《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现代陶艺》贾方舟）“ ，“虽然它使用的是人类最古老、最原始的媒材，但它关注的却是当下的人性、社会和自然，因而富于浓厚的现代文明气息。与传统陶瓷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彻底摆脱了实用性、装饰性功能的束缚，因而获得了相应的现实文化针对性和文化批判功能，而这正是现当代艺术的灵魂（《拓展眼现的当代陶艺》皮道坚）”。
　　笔者认同对于现代陶艺的审美、表达形式、手法运用方面的观点，但对割裂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的承袭性不甚赞同，笔者认为，正如赫伯特·里德所说：“陶器既是一切艺术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困难的……，这种艺术是如此地与本土文化上之各种需要密切不可分离、以致每一种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会在这种媒介中寻求它的表现。”现代陶艺作对于传统陶艺而言，继承多于批判，联系应多于不同。
　　一、文化决定状态，时代特征影响表现载体
　　陶艺自其产生就强调用于民、符合大众审美观点。东亚陶艺制做技术发展于公元前2000年的殷商时代，然后逐渐发展成偏向高温的灰釉系统陶器。由于在制作时采用氧化铁作为呈色剂，再以高温（1200～1250度）烧成，所以陶器呈色从灰青到褐色，形成质朴、沈静的东亚陶瓷特色。
由于陶瓷制作中，用于成形的粘土原料易于取得，又因粘土具有丰富的可塑性，能轻易做出各种造型，较木材、岩石（当时还未有金属治炼工艺）更易于做出中空的容器。同时，用粘土烧制成的陶器，其重量适中，易于使用或搬运；且可供盛水及耐火之烘烤，所以这些陶土器皿，从居有定所的农耕时代开始，便逐渐变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具了。
　　随着人类生活的改善，以及宗教、风俗习惯、社会阶层的形式变化，人们在陶制器具的造形与表面的修饰上，增加了许多使用功能以外的边饰处理，于是陶制器具除了实用的功能外，更表现出美观与满足精神需求的作用。
　　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以及长时间帝王统治下，陶瓷器被烙上宗教与政治的烙印，陶艺体现出雄混、权威、精致、大器、细腻的制作与审美的要求。儒教思想“入世”观念的影响，对陶艺制作更提出了拒绝奔放、怪异、抽象的创作要求，对称、混圆、素雅被广泛的运用于中国传统陶艺之中。它反对个人理念的喧泄，强调对大众思想的理解，不提倡以个体形式存在，而选择共同共存、相互认可的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东方思想的平面主义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