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老虎洞窑址的发现与发掘，是近年来陶瓷考古与研究的重要工作。根据已刊布的发掘简报，发掘者将窑址遗存的主要部分断为南宋时期[1]，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经过从分歧较大到逐渐统一的过程，学者们大体认同了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遗存就是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专为宫廷生产的“修内司官窑”或称为“内窑”[2]。因此，这项工作又引发了对宋代官窑研究的又一次高潮。然而，学者们多从文献对修内司位置的记述、官府从事窑业生产的机构、修内司官窑的烧制时间以及老虎洞窑出土器物与传世官窑器物外观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3]，而少有从官窑的生产性质和特征方面加以分析。本文拟从南宋官窑生产的主要产品、宋代陶瓷礼器的生产及生产陶瓷礼器专门机构的发展情况，来分析老虎洞窑的发现给我们提供的深层内涵。
　　一、“修内司官窑”是一个以生产陶瓷礼器为主的御窑
　　“修内司官窑”乃后世收藏者的称谓，当时文献称为“内窑”。有关此窑最重要且最常被引用的文献材料，是元陶宗仪《辍耕录》中所引南宋人叶真《坦斋笔衡》的记载和《说郛》中所录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记载。两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现录文如下。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真《坦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4]
　　《负暄杂录》更明确说“袭徽宗遗制”[5]。关于邵成章，据考证其根本没有到过临安，此处所记应为邵谔之误[6]，这一观点现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关键是邵谔和他统领的邵局主要制作什么？《研北杂记》记：“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7]另外，《容斋笔记》也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8]其他文献也记载邵谔曾参与制作浑仪[9]，同时还制作郊祀所用的车辂仪仗。《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兵部侍郎程禹等言，将来郊祀大礼用国初大驾仪仗，扌总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黄麾半仗二千四百二十二人……外，见阙金辂，象辂、革辂……有诏，车辂仪仗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10]此间，邵谔的官职应为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11]，直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被罢免[12]。说明邵局是以制作礼乐器为主，而且多是一些最重要的礼器。如果《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中所记载的“内窑“确由邵谔所建，则很有可能是以生产供朝廷礼仪话动使用的陶瓷质的祭器或礼器为等主。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指出修内司官司窑应是绍兴十六年前后在王晋锡的掌领下为官司府的祭祀活动烧造祭器的窑场[13]，笔者基本同意此观点。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修内司官司窑’，其创作都是为了满足宫廷尤其是帝王个人的玩好”[14]。这是值得商榷的，置身于南宋初年的历史环境，可知此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南宋初期，当草创阶段，即文献所说的“奉安”各种坛庙的时期，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完备各种制度和秩序，尤其是礼乐制度。这一点是当时宋朝君臣的共同认识，所谓“凡营居室必先建宗庙，凡造养器必先修祭器。庶羞不俞于牲拴，燕衣不俞于祭服”[15]，这是北宋大观二年议礼局的上言，并成为重要的制度。因此这条在南宋初年被臣僚们反复引述过[16]，以劝诫南宋初的统治者。可见，按固有的礼俗，宋朝的统治者在礼器、仪仗等项未备之时，是不会先去制作“个人玩好”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一一引《中兴礼书》的长篇记载中看出：“绍兴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