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渊远而博大，历经几千年发展自成体系，造就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瓷器，作为中国文化中的器物文化，其中蕴涵着实用与审美交融的东方式造物精神，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与观念的重要物化载体。观潘鲁生先生先生最新创作的“国瓷彩墨”作品，我不禁惊讶，这位多年行走于乡间田野的民艺学者、颇有建树的设计专家、美术学院的院长教授、涉猎广泛的艺术家，如何将兴趣投向了“瓷器”？又是如何将其深厚的学养融汇其中？
应该说，陶瓷器在产生之初便为“重器”，记载着造物之初的原始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发展为“礼器”，后由于生产分工不断的扩大细化，从民窑到官窑都广有存迹，成为“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器。中国造瓷技术之高，瓷器的品类等级也多种多样，富含了不同时代与地域的文化特色。艺术家绘瓷并不鲜见，并广有佳作存世，由笔墨至瓷器的“转嫁”，复合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讲求笔墨抒发“意境”、体现材质以物“传神”的审美追求。笔墨的气韵生动融合瓷质的简素淡雅，透出了物我相映的内在和谐，是人格追求的物化，成为寄情于物、借物喻人的载体。而潘鲁生先生“国瓷彩墨”作品的特色，更在于传统精神与当代理念、多元化题材与统一的思想根脉、丰富的表现手法与深沉的内在境界等多层面的跨界融合，其作品中既有传统的取材与笔墨造型，也有抽象性、装饰化、独具现代气息的形式表现，题材样式之多，形式跨度之大，艺术语言之丰富，令人赞叹，可谓当代艺术一次富有深邃意蕴和视觉冲击力的跨界实践。
其实这种跨越对于潘鲁生先生来说并不鲜见，早在200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潘鲁生当代艺术与民艺文献展》中，就已显现出他“跨界融合”的特色，是其艺术实践的一贯作风。展出的作品里，有用传统笔墨宣纸为材的绘画，也有运用纤维材料、装置创作的当代艺术作品。这种融合，与他的学术主张同出一处，是深谙传统、民间、当代中的三味真火才能达到的游刃有余。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艺术样式、艺术思潮也广泛步入东方视野，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沟通与互识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成为共融的前提。西方抽象绘画以脱离叙事直取形式为语言特色，更能直接的表达精神内质，成为东西方文化在绘画中互读的重要艺术形式。西方绘画界自二十世纪以来，产生了康定斯基为代表主张以感情为基础的表现抽象，与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北欧实验画派讲求数化合谐的理性抽象并称为“热抽”与“冷抽”两大抽象绘画的主流，影响深远。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深含抽象性的审美因素，如徐复观所言：“中国由彩陶时代一直到春秋时代，是长期的抽象画，但并非现代的抽象主义。”文人画的造像传统也总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切合。在美术史中，东西方多有通过抽象的形式语言相互沟通的例子：如法国画家苏拉热在石涛的作品中看到了笔墨架构；赵无极则运用抽象表现主义的形式传达着东方哲思；吴冠中以“有意味的形式”寻找具象与抽象间的形式平衡，表达视觉审美上的共通。
潘鲁生先生的“国瓷彩墨”作品中就体现了抽象形式的东西方跨界与融合，并以从中国母体文化中发掘的“意象”精神贯通其中，将抽象形式语言转化为装饰性元素与瓷器自身的型质融为一体，将东方造物的设计思维独具匠心的融于器物载体。不仅如此，他还将笔墨的“意象”性传达赋予描绘，在看似无具体形象的抽象性装饰作品中蕴含着中国文人意境化的笔墨趣味，是其对传统水墨画的发展。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以中国民间广用的生活、造物器具为媒，瓷、墨为介，将传统民间造物的哲思融合其中，使其作品即具当代意义又含持久的艺术价值。康定斯基从自然与艺术中架起了人类感性经验的桥梁，蒙德里安将西方形而上哲学观念中的审美逻辑赋予视觉，潘鲁生先生则在田野行走中体悟到了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