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审美意境与民间造物巧思的通达，并将这造物智慧表现在作品中，不得不说是对抽象绘画语言的突破、对“中国式意象”的拓展。
他在瓷器上绘制的传统花鸟题材作品，运笔施墨浓淡相间，文人意境深邃，颇具中国笔墨表意传统的文人画气质。而间有石青、石绿、藤黄、朱砂等传统配色的彩墨作品，则形中得意、意中现形，极富装饰美感。另一部分抽象形式的作品，综合运用点、线、面元素构成，捕捉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寻求偶发性的审美效果，似有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味道，却又不离“中国式意象”的本源，在中国的瓷绘历史上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胆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这种跨越是基于文化精神层面上的沟通，用以不同的视觉传达方式呈现，既丰富多彩，又不离其之“根”。
说到跨界，也是时下流行的艺术表现手段，无论东方西方，都有众多艺术家实验性地跨界创作，以求艺术语言上的扩展突破。但许多作品往往流俗于简单的“嫁接”，题材形式的拼凑和挪用，往往只能引起短期效应。而潘鲁生先生的作品则以民艺为“根”，承接传统与现代，将民间造物的“巧”和“思”为契机贯穿其中，这种跨界的融合，是超越了物的表象而由技入道，是在深刻地体悟与实践中达到的天人合一。正如他以中国民间的造物器具墨斗创作的《鲁班线·天地》、《灵动》，这些作品曾入选第57界威尼斯双年展，并被国际著名策展人温琴佐·桑弗赞誉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以康定斯基为开端,之后杰克逊·波洛克为代表的鲜明的抒情抽象派的特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参照”而将其纳入美术史的脉络当中。他的作为是对导师张道一先生思想中“民艺为根、民艺为母”的继承发展，是自己多年学术生涯的体悟与学术主张的践行，他的身体力行也正印证了民艺之“根”不仅能贯通今古，更能够横跨东西。
潘鲁生先生先生的艺术实践以及作品广为东西方不同文化语境的接受，充分说明了他的学术生涯中探本寻源地发掘文化中的“根”性价值，并以此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之“根”，为跨越国界相互理解之“根”，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之“根”。他的“国瓷彩墨”作品则是其学术精神的又一发展与突破。
中国的瓷器，依据不同的功能、审美需要及地域条件产生了诸多种类，其中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造型装饰都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儒家讲究的“克己复礼”、“文质彬彬”，道家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思想都在瓷器用途和样式中得以体现，也是其价值所在。瓷器的制作从选土拉坯到图案绘制，再经高温烧制至最终形成，工序复杂。单从装饰绘制来看，又分釉下彩、釉上彩、勾绘、落墨等多种工序技法，并随着技术发展及审美观念的转变，产生了以突出瓷上的绘画为主，独具美感的瓷瓶画、瓷板画等艺术形式，样式丰富，蔚为大观。瓷器绘画相对于传统的笔墨宣纸材料来看，由于工序讲究，所蕴含的美感也独具特色，从绘经烧至成，经历了转化的时间过程，是将过程性、时间性的思考与审美融入作品之中，从而获得了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
潘鲁生先生以跨越性的视野和才情深得陶瓷成器之“道”，并运用在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方式上。在部分釉下彩青花”国瓷彩墨”作品中，它将花鸟画传统中的四君子、荷花、紫藤、牡丹、山石、金鱼等题材融入其中，墨分五色间上骨法用笔，皴擦点染，深得明清以降的写意神韵。又将设计的眼光纳入构图布局，位置经营与瓷瓶的形式形状巧妙结合、相得益彰。部分青花作品，更大胆突破传统，先写笔迹而不摹形状，再泼洒墨点，形成了层次丰富的装饰效果，经烧制后青色微晕，浓淡多变，虚实相间，传达了中国书法运笔用墨由浓转淡的时间性审美及层层相叠的空间性审美，最终整体化一地融于瓷上。他的釉上彩作品则通过充分运用颜料的透明特性与瓷质的温润结合，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