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梳理历史文献发现，这种意思的“大师”，直至近现代，总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如清代文人陈康祺在“二百余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阒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俨然坐皋比，称大师矣”中，抱怨的正是当时学术“大师”称谓之混乱。而大文人胡适之在“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中，则是为学术“大师”的后继乏人表示担忧。
      其五，原指佛的十尊号之一，后衍变成对僧人的尊称。《瑜伽师地论》卷八二有文：“解释次第者。谓能善教诫声闻弟子一切应作不应作事，故名‘大师’。又能化导无量众生令苦寂灭，故名‘大师’。又为摧灭邪秽外道出现世间，故名‘大师’。”这种意思的“大师”，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也有记载：“（姚）兴曾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大师”成为对僧人的唯一称呼。因为“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可见，称僧人为“大师”，在古代中国社会越到后来越比较普遍。
      通过对上述古典文献和“大师”关系的初步梳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五种“大师”，即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两种人等，有了大致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记载一个团体、两个官职之“大师”的古典文献以先秦时期为主，而给“大师”赋予更多文化内含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将“大师”与僧人联系在一起大致起始于唐代。

　　“大师”很神圣
　　通过对比古代文化语境和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五种“大师”，我们大致可以获知：其一，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大师”概念。其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这五种“大师”，后来发生了比较大的分化，有的彻底从当代语境中消失，有的则仍然活跃在当下。前述五种“大师”的变化情况大致如下：第一种“大师”，本来就不是一个固定指称，而是泛指，因而与本文的讨论无关，可以忽略。第二种“大师”和第三种“大师”，都可读为“太师”，皆是古代社会的官职称谓，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它们都已消失，没有传承。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大师”和第五种“大师”。它们不仅从古代一直走到今天，而且其内含与外延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即是说，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师”，实际上指的正是这两种人。换句话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学者和僧人才配称之为“大师”。这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两种“大师”。
　　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和佛教界，又是如何看待“大师”称谓的呢？
　　22年前，我遇上的一个“尴尬”事情，使我对国内学术界看待“大师”的情况有所了解。1995年，是孔子诞辰2545周年，当年北京要以召开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进行纪念。那时我的身份是《中国文化报》记者。为了全面而深入参与其中，我以《儒学与现代化》为题，对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做了一次全方位的立体的长篇学术访谈。应该说，访谈做得十分成功，收获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殊荣。文章先是全文发表在当年《文史哲》杂志第三期首篇，之后被同年的《新华文摘》第八期全文转摘，再后来又被次年的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全文译成英文发表…&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