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将来”。于是工匠们按此旨意烧出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品。
　　柴窑瓷滋润异常，细腻无比，有细纹，技艺精绝，为当时诸窑之首。现代人一谈起宋代瓷器时都会脱口而出“汝钧官哥定”，而把真正为首的柴窑瓷遗忘了。早在大明宣德年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普》一书中，即有“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定名窑瓷器”的说法。显然，古人把柴窑瓷列为众窑瓷之首。据说明代严嵩父子倾全国之力仅得数件。因此，在现代收藏者心目中柴窑瓷成了梦寐以求的稀世珍宝。有人说，宋时仿制柴器甚多。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又有谁见过呢？没有。人们既然没有见过真品，自然也见不着仿品。因此，“宋时仿制柴器甚多”只是一种猜测而已。那么我手中的这些带“柴”字款的花瓶是不是柴瓷呢？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它的器型、瓷胎、釉色、纹饰来看至少应该是宋代的东西，且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这就足够了。
　　联 想
　　柴窑与越窑是两回事
　　前段时间对柴窑的讨论很热烈，其中有三位人士最引人注目：一位是绍兴某著名收藏家，他认为越窑秘色瓷就是柴瓷（发表于２００６年《文物天地》第１０期）；一位是河南的收藏者，他谈了对柴窑窑址的考证（发表于网上）；另一位是日本一位叫对中如云的朋友，他在二○○八年《文物天地》第３８期中连载了《追寻柴窑》的文章。我仔细阅读，由此产生了一些想法，现一吐为快。
　　对柴窑窑址的说法，我大致认同这位河南藏友的观点，柴窑窑址在河南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当时后周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中心在河南，柴世宗御窑窑址选在新郑一带是有可能的。但对于“越窑”就是“柴窑”的说法，我感到非常茫然。历史上有柴窑在河南的记载，却无柴窑在吴越国的文献资料或考古依据，越窑的秘色瓷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柴瓷”呢？搞收藏、玩“古玩”真的是闹着玩的吗？我认为搞收藏最高境界是为了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玩“古玩”应该在玩中学、在学中玩，不但要在玩中学历史，也要在玩中研究、学习古代的科学、工艺及技术发展史，并且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肃的学术作风。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南辕北辙”这个词，把越窑当柴窑来定论的这个事例用“南辕北辙”这个词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柴窑出自河南这是历史上早有定论的。由于“柴”家天下只有短短的五年，所以有人妄断：这么短的时间里“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只有把越窑当御窑，把秘色瓷当柴瓷才是“可能的”。我在前面讲过，玩“古玩”不但要学习历史，也要研究古代科技发展史，特别是学点制造业的工艺技术发展史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科技的发展是有历史条件的，并且它是有延续性的，如果割断历史，孤立地妄断“五年内在郑州创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那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无知的。其实我国的制瓷业
　　早就很发达了，近代古玩收藏鉴赏大师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汉代为瓷器之肇始，真正瓷器实成功于唐也。”他还说：“降及唐代瓷业成功，著名作品相继出世，社会人士争相宝贵，更连环性促进名瓷之多产。当时著名之窑如越州窑、邢窑等，不下数十处，均有珍品贡世。”既然唐代就已很发达了，而且窑口众多，那么后周时期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短短五年创新发展又有何不可能呢？更何况史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柴世宗在位五年，治国、安民、平天下，一代明君”。难道发展利国利民的制瓷业不是一代明君的治国之重要举措吗？再者，柴世宗虽然出生在山东，但他和赵匡胤的活动中心在河南，建都河南，政治经济中心自然也在河南了，所以御窑建在河南也是理所当然的。皇家窑跟着皇帝走是顺理成章的，这可能是后周和宋朝的惯例。要不为什么北宋政权垮台后，皇帝逃到临安，随即